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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进程中的国产替代

2022/05/09

2008年10月20日,许多中国网民收到来自微软的电脑通知,称若使用盗版Office,电脑不仅会“每小时黑屏一次”,还会有永久弹窗提示所用为盗版。


这场以保卫正版为名的入侵不仅引发用户愤怒,更激起了IT界、法律界乃至全民的讨论反思。在等待黑屏当晚,网民们纷纷自创表情包——“我可能是软件盗版的受益者”,来讽刺微软弹窗[1]。一时间,电视报纸都在跟进事态发展,央视则用八个大字概括,“人为刀俎,我为鱼肉”。

“中国被微软劫持了!”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高呼。他为国产替代奔走多年,更呼吁业界“没有自主可控的软件,保障信息安全只是空话”。

就在黑屏事件一周内,中国计算机学会公开声明“倡导使用正版,但反对微软黑屏”。在商讨对策的座谈会上,有九成专家质疑微软的“黑客手段”,认为不能漠视法律自行惩罚盗版。

而法律界则普遍认为微软“于法无据”,专家们从版权法、反垄断法等各种角度驳斥微软所为。更有律师在事发后连续三次向国家质检总局举报,认为黑屏意味着也给黑客留了后门,直指微软系统存在缺陷[12]。

虽然黑屏行动最终以中国政府的劝停结束,但这场“黑屏耻辱”在社会的讨论度,却给全民留下了“技术受制于人”的集体记忆。

这是中国第一次经历大规模乃至全民性质的“卡脖子”事件。那时还没人知晓,十几年后“劫持”会深入到软件的毛细血管中。但幸运的是,有家企业不仅用完全自主产权的软件,填补了国产设计软件的空白,更联合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开启共创,实现国产替代、抢得先机。

回顾国产替代的漫漫三十年,就是一场从被动挨打到主动进击的蜕变。

01 从“去IOE”运动到“卡脖子”

贸易战后各种被卡脖子的事例,让国产替代和独立自主的声音响彻云霄。然而,国产替代并不是一个新概念,早至90年代探索国产操作系统、到国内主动发起“去IOE”,都见证了国产替代的脚步。

虽然黑屏事件做了国产替代的大型科普教育,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先例,是从服务器和数据库开始的。

2013年美国“棱镜门”曝光,苹果谷歌等科技巨头皆为“帮凶”,世人惊觉处于密不透风的监控中。而美方对中国的监控,已经不止于大学,甚至渗透到了商界政界。这枚深水炸弹,让国人顿感软件自主可控的紧迫。因此,国内自发推进了一场“去IOE”运动。

“IOE”指IBM的小型机、甲骨文Oracle的数据库、EMC的高端存储。“去IOE”最早由阿里实践,后来则成为一场席卷金融业的浪潮。

随着淘宝业务量飙升,传统IOE既难满足电商需求、设备成本又高。阿里不愿让“IBM的铁架子(服务器)躺着拿走淘宝利润”,更不想核心业务受制他人,因此从2009年起就着手用国产方案去“IOE”。

方案以廉价的PC服务器替代小型机、以自研数据库(OceanBase)取代甲骨文、而EMC的存储则由阿里云来承载[2]。2013年,阿里最后一台IBM小型机下线,阿里云也从自用走向了商用。

就在同一年,“棱镜门”让全球重视起信息安全,“去IOE”也从个体行为演变为行业共识。特别是在金融业,IOE一直是IT的黄金架构,由海外厂商把握着系统定价权。由此,“去IOE”成为一场金融业自上而下的长征。

虽然政府倡导银行减少IOE依赖多用国产品牌,但相比个体企业的替换,金融安全事关国计民生,又关乎底层技术路线,推进十分不易。

首先,国内从央行到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,最早搭建业务平台和数据中心都离不开IBM。想去IOE,首要面对的就是天价重置成本,不仅要重写代码、重组技术架构,还涉及到如何将数据安全转移[4]。

此外,由于IOE各环节相互配合、无法单独替换,国产品牌短时间内既难拿出整套方案,又难满足大型系统的需求。像工农中建四大行每天业务量都在亿级以上,各大总行下还设有分行和上万家网点[3]。如此庞大的数据,只有IBM的大型机足够稳定和安全。

技术置换成本高、国产方案不成熟,让大型银行去IOE之路旷日持久。而业务量较小的互联网银行和中小银行,则靠着开源数据库和国产服务器,小步实现了IOE的替代。

然而,信创软件的成功经验,并未在芯片半导体的领域重现。当美国的制裁袭来,技术攻坚被掣肘,求生时间被压缩,国产替代之路再次陷入焦灼。

2020年8月7日,华为迎来了悲壮时刻。由于台积电不再代工,余承东公开表示海思麒麟高端芯片已经“绝版”,Mate40恐成华为高端手机的绝唱。这也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,国产手机将难以在高端机领域与苹果抗衡。

实体清单不止扼住了华为的咽喉,还制裁了芯片半导体、人工智能等多家中国企业,这也倒逼了国产高精尖产业转型升级。

虽然都是做国产替代,但与“去IOE”运动不同,前者是有准备的主动革新,后者则是存亡之际的被动应战。

金融界“去IOE”虽难,但因为尚未断供,政府有是否替代的主动权,国产品牌也有足够时间去积淀。而贸易战后被卡脖子的行业却处于被动,要在多方掣肘下背水一战。

就像华为虽然早就扶持海思担起高端芯片设计重任,但由于美方釜底抽薪,禁止台积电代工,海思的高端芯片就无法流片乃至生产。自研走不通,向高通等外部厂商采购的路径也被堵死。这种被动局面短期难以扭转

断供不止让企业措手不及,产业链也缺少准备。进退维谷之下,华为只能避开美系技术生态,打造一条不含美国技术的产线,先生产出28纳米制程的芯片[5],而此前由台积电代工的高端芯片制程仅为5纳米,华为在手机芯片领域仍要爬坡。

无论是主动革新,还是被动转型,我们一直在从历史汲取教训。1999年,时任科技部部长的徐冠华就曾一针见血指出,“中国信息产业缺芯少魂”。其中“芯”指芯片,“魂”就是操作系统。在芯片之前,早有先驱用国产操作系统的失败经验,指引了国产替代的必经之路。

02 国产操作系统的启示  

1998年5月,美国司法部联合其他19个州对微软发起垄断指控,这堪称20世纪美国最大的反垄断案。围绕微软的调查和指控历时近10年,最终以2001年的和解结束——微软无需进行拆分,只要拿出18亿美元和解金。

最轰动的指控也无法遏制微软的垄断,业内对此评价道,“现在唯一可以让微软倒台的只有自杀”[7]。微软垄断给国内带来的忧虑,在08年“黑屏事件”后攀上顶峰。国产舵手倪光南呼吁业界,中国必须拥有自主知识软件的操作系统。

而更焦灼的是,当时围绕国产操作系统的尝试都无疾而终。先是1989年国家主导的COSIX系统,因为硬件基础太差,总是适配不上最新的设备。还有一批人取巧做了Windows汉化版,但很快就被微软的官方汉化版打地体无完肤。

一时间,国产操作系统的阴霾笼罩中国。直到90年代中旬,开源的Linux系统带来转机。国人发现可以基于Linux系统做二次开发,虽说不是自主产权,但至少自主可控。

彼时“反微软”的情绪正在全球蔓延,Linux产品因此备受关注。国内最知名的Linux产品分别是民企背景的Xteam和蓝点,以及国家队出身的中软和红旗。

这批国产Linux公司很快就“金榜题名”:2000年蓝点成立刚半年就赴美上市,IPO当天股价上涨400%,市值超4亿美元。次年Xteam赴港上市,股价一个月就翻了3倍。

不过,国产操作系统真正的高光时刻,当属2001年中标北京的政府采购。推动采购的是北京市科委主任俞慈声,因为选择红旗Linux等国产软件,将微软踢出局而轰动IT界[8]。

政府此举既为保障信息安全,也因当时微软“店大欺客”——想买操作系统必须购买office软件。加之国内支持国产软件的呼声渐高,让国产操作系统有了出头之日。

然而,国产操作系统最终却没能形成燎原之势。究其原因,首先是因为国产Linux缺少配套软件,导致生态搭建不起来、用户体验很差。

据倪光南的助手梁宁回忆,当时基于Linux开发的永中office和金山WPS,与微软的文档格式无法兼容,打不开历史文件成了大问题。为此,俞慈声召集中日韩三国技术人员,一起研究破解微软的文档格式,但结果不理想,用户怨声载道[9]。

此外,缺乏软件的Linux系统也如同荒原,而开发者们都在微软掘金,即便是大公司也鲜少开发Linux版本。比如国民软件QQ,直到08年才有Linux版本,而那时的国产系统已经是“时代的眼泪”了。

不过,失败的根本原因,还是在于政策路线的摇摆。

当时微软失去订单后一改傲慢姿态,通过频繁的高管访华、政企合作和国内投资实现了“政企两开花”。而国产系统难用,很难开展业务。随着中美回暖,政府采购再次倾向微软。

先是2004年北京政府的订单直接给了微软,而后有地方为确保微软中标,以微软的参数来设置招标要求。再后来面对上头检查,已经是“检查时用国产,检查完换微软”了。政府摇摆的态度也影响了电脑公司的采购,使得国产Linux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[9]。

2013年中科红旗破产解散,其他国产Linux也未能突破微软的封锁。如今全球的桌面操作系统,Windows市占率超75%,macOS超15%,而Linux已经无足轻重[10]。

这种失败警醒我们,操作系统是一个需要“众人拾柴”的巨型工程,需要企业开荒、产业链协同、开发者拾柴。更关键的是要警惕政策路线的摇摆,从上至下坚定国产替代的决心。

与90年代茫然摸索不同,如今企业正在补齐短板,政策方的支持更坚定,产业界对国产替代的共识也更加统一。另一方面,“断供”已从小概率事件,蔓延成更多行业的隐忧。

这让国产替代的推进更加从容,也让“主动布局”成为可能。

03 夹缝中的逆袭

从“微软黑屏”事件开始,国产替代“独立自主”的呼声就不绝于耳。但直到贸易战后,“独立自主”才真正成为全民共识。总结来看,国产替代经历了三个阶段:以“去IOE”为代表的主动出击、贸易战后的仓促应战、以及达成共识后的未雨绸缪。

今年3月12日,国外设计软件Figma突然宣布断供大疆,被波及的还有一大批“实体清单”内的企业。此举意在响应美国制裁,企业不仅无法使用服务,更无法访问自有文件。

这标志着“断供”正在向细分领域蔓延。与本地软件相比,云设计软件就是新时代的底层生产工具。这种“技术受制于人”的滋味,与当年的微软黑屏事件如出一辙,而软件断供的紧迫感更加强烈。这也为国产软件的自主可控再次吹响号角。

所幸是国产软件的崛起与替代是大势所趋。在Figma断供后,国产设计工具MasterGo迅速反应,支持企业导入Figma文件及后续编辑。这不仅保护了国内设计师和企业的设计资产,更保障了企业的信息安全,不再担心会随时被“拔网线”。

在数字经济时代,设计软件的国产替代至关重要。小至企业的业务开展,大至行业的信息安全,都系于软件的自主可控中。光是无法提取的工程文件及设计图纸,就能卡住万千企业的脖子。

MasterGo背后的蓝湖,已经是云设计软件领域的独角兽,在头部科技企业的渗透率高达98%。MasterGo不仅是Figma的国产替代,甚至是更优的选择。

在蓝湖和MasterGo团队看来,性能和服务是优秀云原生生产工具的两大支柱。在性能上,MasterGo支持500人在线协同设计,以及图层量10万级别的大型项目。其服务团队更是72小时待命,相比海外产品动辄一周的反馈速度,MasterGo的响应更为高效。

MasterGo还推出了“国产设计软件共创计划”,联合美团设计委员会、百度移动用户体验设计中心等12家行业头部的企业和团队,旨在为数字化创作团队打造性能更高、产品体验更好的设计软件。

之所以要做共创,首先是为打破软件开发者与终端使用者的壁垒,让产品更加“用户友好”。很长一段时间企业级市场都是销售导向(SLG),企业采购下,用户很难自主选择喜欢的产品。而蓝湖一贯靠产品驱动(PLG),靠着性能和服务开拓了市场。而且大厂团队的硬性要求更高、适用场景更复杂,有助于蓝湖进一步打磨出好产品。

更重要的是,头部企业支持国产替代对行业影响深远。基于大厂丰富的生态,国产替代将真正得到锤炼。而这种风潮也将席卷业内,伴随着人才引入、工具的学习成本降低,国产软件将得以广泛应用。

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。国产操作系统的失败警醒我们,想实现国产替代既需要软件生态,又需要产业链协同,还关乎社会的共识。而MasterGo与大厂的共创,就很好地解决了国产操作系统曾经面临的现实困境。

共创计划能增强MasterGo的软件性能,从而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;而大厂的影响力,将进一步增强社会对国产替代的共识;至关重要的是,共创也将借助大厂的生态资源,汇聚更多资源,实现产业链的良性循环,从而让国产替代登上更广阔的舞台。

如今MasterGo正通过共创,服务国内的数字创造生态,未来也将有机会以中国市场为依托,参与国际化竞争。彼时将是国产替代真正站起来,实现弯道超车的时刻。

从Figma断供事件中见微知著,如果有一天连Adobe系列软件都断供,只有国产新势力能够力挽狂澜。而蓝湖MasterGo的砥砺前行,“共创计划”的主动进击,都给国产替代的崛起提供了范例。


尾声

回顾国产替代三十年的艰难跋涉,可以复盘出一些共性的经验。

首先,国产替代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,既需要企业勇于开荒、又要求产业链配套协同,技术突破绝不可能是一家之功。

在国产操作系统领域,即便有了产品,也需要众多开发者和软件簇拥,才具备可用和迭代的可能。在芯片半导体领域,即便有了高端芯片的设计能力,当代工制造和配套EDA软件被卡住脖子,还需要扶持产业链的关键参与者,来突破美系技术的封锁。

更重要的是,国产替代既要警惕政策路线的摇摆,更需要自上而下的支持。

国产替代往往是技术集成度最高的行业,需要长周期和高投入。光靠专家磨破嘴、企业跑断腿很难推进,只有政府一以贯之的扶持,才能引入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力物力,从而集腋成裘。

从国产操作系统、到“去IOE",再到贸易战后的国产替代,政策已经从“是否替代”的犹豫,达成了“独立自主”的共识。而这也使得国产替代真正迎来了东风。

如今,国产替代正在从简单替代转向自我创新,而这一个个里程碑,不仅让中国取得了话语权,更有助于为行业树立新的秩序与规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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